南海渔民

危机底部：中国的抉择与出路

    中广网北京5月31日消息  日前媒体公布的很多数据和指标，让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变得扑朔迷离。各方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勾勒了不同的图景。乐观的一方提出了“V”形反转的判断，保守的一方认为经济会在底部徘徊或是重新产生波动，给出了“U”形和“W”形的描绘，克鲁格曼表明了更为黯淡的预测，即“L”形的可能性。这都是关于复苏的速度与时间的判断，是对数量和形态变化的预测。从危机中学习的最好结果，是避免危机的再度发生。在当下数据和图表的乱象之中，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应该如何把握？美国经济的走向对中国复苏的关系如何？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又是什么？本期本报就相关问题，专访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16期。

     美国的救赎与隐忧

    《21世纪》: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往往在短时间完成；但是，要结束衰退，实现复苏，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陈志武:从数据和迹象看，美国经济还在危机中，但前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近期公布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过去半年以来，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担忧有些过分。

      尽管从逻辑上看，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美国政府存在着粉饰评估结果的嫌疑；但实际上，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金融市场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回升:股市反弹了30%左右，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CDS等市场均有了大幅的反弹。美国消费者信心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3月到4月回升近50%。对这些数据的判断说明，在美国社会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创业精神，没有因这次危机而消失，就像在以前历次危机一样，这种“要活下去”的精神正在也将会把美国带出危机。

    从消费层面来看，虽然美国金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美国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和美国193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但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至少也要过十年、二十年，他们才会用到这笔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冒险和创业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不久以后会恢复到从前的状况。到今年三、四季度，危机在美国见底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克鲁格曼预测的快很多。

    《21世纪》: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汽车行业等实体经济也受到了重创，这加剧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渗透的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志武:美国汽车行业的问题是一个局部问题。不管有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业也好景不长。一个总体的印象是，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很高，绝大多数产品中国都能制造。汽车制造业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技术上比较成熟，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快速追赶。

    相对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GM、福特、克莱斯勒的工人则是非常昂贵的，怎么可以跟中国浙江、山东的汽车制造企业相竞争呢？美国的汽车制造作为夕阳产业，这些年先后被日本、韩国的汽车公司挤压，现在又被中国、印度的汽车公司抢占市场。这是美国汽车业本身面对的问题，只不过金融危机加速让其危机表现出来而已，并不能表明此次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而奥巴马政府花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来救GM、克莱斯勒等公司，等于是拿美国纳税人的利益去补贴底特律汽车行业的工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转移支付，这样做的结果无非是把应该淘汰的汽车公司养起来。底特律的问题更多是美国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

    《21世纪》: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它会否为将来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陈志武:可能会带来严重隐患。现在，中国已经在担忧美元贬值的压力了，接下来美国政府增发国债，美元贬值和通胀的压力会随之上升。目前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从这次危机当中得到教训，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凸现。回顾美国的历史，我们发现:和1907年、1929年等几次金融危机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并不是那样严重，而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是比以前大得多了，这是因为金融全球化，把危机分散到世界各国。

    我并不支持奥巴马所实施的那些过激救市政策，这些举措将很多人们本应从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当中得到教训的机会迅速地拿走了。政府救市使得市场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法发挥出来，这一原则就是通过受挫逼着人们去纠正非理性行为。但是政府过激的救市行为，大大缩短了金融危机对美国社会产生冲击的时间，让人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一旦经济开始出现复苏的苗头，很多人的消费和经济决策行为又会和原来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后，美国社会的一代人从此变得勤俭、节约，经济决策上更保守，比较怕冒险；而这次危机之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21世纪》:有人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救市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相比较，提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救美国，是二战救了美国，您如何看待？

    陈志武:罗斯福新政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和简单的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区别的。比如对于证券行业新的立法、社会保障的立法，这些都是立足于为整个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性支持框架，它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些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可以更加自由，即便自由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带来严重后果，社会也能得到安全网的保障。

    罗斯福新政还有一块内容是修桥、建高速公路等，这些举措对于美国社会当时的就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想要重复真正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非常困难。从罗斯福新政至1950年代，美国已经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和机场，这些设施迄今仍运作良好，如果把这些机场和公路拆掉重建，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奥巴马此次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21世纪》:对于美联储所实行的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们担心出现诸如1990年代的“日本陷阱”那样的局面，即利率逐渐趋向于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最终失效。您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操作空间?

    陈志武:美国金融体系的结构和日本不一样，日本至今仍是以银行为主体，而美国的金融体系则已远远超出以银行为主体的时代。

    现在美国银行间基准利率接近于零，和日本当年差不多，但通胀率却达到2%左右，这就意味着真实利率约为-2%。这一状态还要维持几个月，原因是目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信用放大的功能仍处于抑制状态。银行没有发放太多的贷款，并不是因为银行不愿意放贷，而是因为企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不敢借钱。但只要经济信心一恢复，企业贷款的倾向就会上升，银行和其它金融公司扩大信用的倾向也会增加。这样一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工具的空间就会逐步增加。

    关于日本在1990年代的经历，人们有一个盲点，那就是真正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日本经济的挑战。人们总认为日本1990年代所经历的衰退是由其货币政策引起的，而今后的美国也会重复日本当年的经历。但实际上,中国的企业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改革之后，对于日本许多制造业都构成了威胁，日本的出口市场正在被中国取代。同时，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和结构太类似，而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使得日本在1990年代的复苏变得非常困难，再加上日本经济转型的能力本就不如美国，故而进入了长期的衰退。

    所以，我不认为美国会重复日本1990年代的经历，但是，中国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重复日本的经历。

    金融创新的是与非

    《21世纪》:危机发生以后，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杠杆化有诸多指责，您认为此次危机会否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金融市场的这种局面？

    陈志武:肯定会有一些影响，银行、金融业将来会受到更多的监管。但从银行杠杆率来看，欧洲银行的杠杆率比美国银行的要高很多，前者大约在六七十倍，而后者如杠杆率最高的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等投行，去年7月份公布的数据在30倍左右，现在均已下降为十几倍，去杠杆化程度达到了三分之二。金融危机趋于缓和后，美国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会恢复一些，但可能不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另一方面，很多离开华尔街的人都开起了自己的公司，金融公司的数量会增加。一旦金融市场企稳，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之类的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很快上升，甚至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美国金融市场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由需求方决定的。金融深化发展之后交易风险、违约风险越来越高，监管方也会重新制定一些规则，来规范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之所以美国历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停止金融发展，反而使其继续深化，是因为金融需求持续存在，并随着经济结构和收入的变化，强化了人们对金融证券市场的依赖度。这次也不例外。只要人们还需要跨越时间、空间配置收入或风险，对金融交易的需求就一直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是金融从业者在虚玩，是因为有真实的需求存在。那种认为除了基础性证券市场之外的一切衍生品市场都是泡沫、都没必要存在的想法，是不了解金融市场的一种表现。

    比如，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贷资金为什么供应量很大，利率很低呢？这当然和衍生证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分不开。衍生证券市场让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新配置风险和收益结构。通过衍生品交易分散风险，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就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于是，它们能够提供的资金更多，能够承受风险的能力更强，所以要求回报率更低。很多人会说，不是因此而增加交易风险了吗？是的，但这只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不是要否定金融深化。这个道理就好比触电会死人但还是得用电。

    《21世纪》:这次危机使得中国的银行跻身到全球银行排名的前列。中国的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样？银行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会以银行为主体。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让人们看到，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银行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性质很不一样，银行没有给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变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手段。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以后，中国A股和H股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管理行业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还需要时间。

    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这让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严格管制才是让银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一直以来是管制太多，而美国的银行业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现在国内一些主要商业银行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利差，这一利差是央行送给他们的，并不意味着银行的经营能力很强。而美国的银行，其存贷利差占总收入的比率不到10%。因此，中国银行业还有很漫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源

    《21世纪》: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主要源自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不一致，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在消退，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陈志武:这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和投资都在美国，尤其是三月份美联储还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3月份中国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应该的。

    内需增长当然是补充外需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从中国的体制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导，经济增长就还是会靠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短期内可以继续上升，但最终不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且，我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很快会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新的需求空间。美国经济走向也许是判断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和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企业产权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流向民间。国有企业和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产升值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不会反映到老百姓家庭的消费、投资预算中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潜力增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目前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头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未来还是要靠出口。而且，美国采取了这些经济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可能较快地受益。从3月份到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翻了50%，这对于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趋势再继续几个月，中国出口企业的定单也会相应增加。但倘若由此放弃改革，延续出口依赖的经济模式，是得不偿失的。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刺激方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制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21世纪》: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管制是更优的模式，您如何评价？

    陈志武: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则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人们重新走入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我却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地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这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啊。

                                                       陈志武

2009年5月3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职业操守败坏并不仅仅关乎道德

一份令人心惊的调查结果,通过对全国12575名公众进行调查,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调查中公众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医生、公安干警、教师、法律工作者、公务员、新闻工作者、会计师、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这项调查以如何看待高校引进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为肇始,附带完成了一次对社会职业尊重度的摸底调查。

    如果不从科学高度追问调查的精确和严谨,仅仅以一般的民意调查作一番公意呈现,则这样的调查结果,传递出异常丰富的信息,值得公众深入解读。检视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无一不是社会运行端赖之中坚,然而公众印象却堕落至此。

    谓之操守,往往指涉道德。但职业操守是否只是一个道德问题?答案显然并不确切。没有人会穿上白大褂而尤其堕落,也不会因为不穿就道德优越。个人道德只是职业操守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首要来源。职业操守集体败坏,成为一种行业现象,成为或明或暗的行业运作规则。只认其是从业者的道德问题,不认其是社会公共系统的治理混乱,这是道德驱逐理性的表现。

    恰好有另一个调查可以引证。近日,国家卫生部、司法部等机构支持举办了对3182名医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44%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良好”,有44.82%想放弃医师职业,91.9%认为自己付出与报酬不相符。一方面公众调查认为医生居职业操守败坏之首,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医生认为执业环境恶劣,付出与回报不符,甚至近半医生想放弃职业。仅以道德命题来解释这种结果,显然已经不能说明问题。

    客观上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无法独立地为本行业负责,一个从业者无法自主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反,却要求它对职业声望与职业操守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显然是极不对等的权责扭曲。这样说,并非要推卸从业者当有的道德自律,而是强调这种责任来源的轻重之分。如果不首先检视造成行业性失守的体制原因,积极推动予以解决,而仅仅以道德高标鞭笞从业者,既没有做到对症下药,也是罔顾事实的道德强加,最终会因无人承受而虚置。

    看看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其职业环境都有触目可见的体制性矛盾:医疗保障不足,医患矛盾突出,医生成为社会怨恨的替代品;公安干警有时听命于权而不能听命于法,被派去跨省追捕网民或是其它社会抗争事件的前沿;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失衡,教师身处其间进退失据;部分律师为有关部门掣肘,不得不钻营逢源,附庸其上;公权力制约机制乏力;媒体往往受到金钱诱惑与权力限制;大学行政化日甚,学者因权力捆绑成“御用”论证师,为学术泡沫不惜造假。

    凡此种种,如果以为这十足是为体制加罪,为道德开脱,则无异于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道德有自身的边界,如果不准备打造圣人国,则不应事事以道德说事。硬要诉诸道德的强加,只能令道德失衡,人心失信。因此,看清职业操守败坏的体制来源,是要矢志于公共建设,肃清那些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改革那些抑郁人心的陈规陋习,真正为各行各业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

    职业操守普遍趋向败坏,这是看起来虚无影射却又自在人心的事情。没有人能自外于这个时代,也很难有人能在混浊的职业环境中独善其身,即便有人做到,精神上也要忍受反复的折磨,这是另一种人心撕裂。有人以为只有真正的行业自治,才是挽救职业清誉的途径,这当然是道德愤恨之外的其它出路。如果我们总是漠视那些明显的行业弊端,默认那些鲜明的体制缺陷,只是热衷于举起道德的大刀来清算诸如职业操守败坏的议题,这算不算是另一种集体自残?

                                《南方都市报》

 2009/4/29/社论

莫让“回暖”遮望眼

消费新政远比新一轮刺激计划重要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一系列经济数据忠实地体现了政府投资增加的成果，中国经济体现出了政府如何刺激就如何发展的准则，也预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隐患究竟在何处。

　　总体而言，我国的出口急速下降、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已经扭转，经济虽然趋于稳定趋势，但仍然处于紧缩周期，谈全面复苏为时过早。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1%，创下1992年有季度数据统计以来的新低，CPI与PPI数据还处于下降通道。

　　值得警惕的是，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没有跟进；与历史数据比，投资拉动效率在下降。

　　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8.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3.7%，中部地区增长5.2%，西部地区增长11.8%.这反映了政府投资资金的流向，因为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19.8%，中部地区增长34.3%，西部地区增长46.1%。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4700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1968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29077亿元，增长7.4%，这同样反映出资金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但第一产业虽然投资大增85.0%，增长却不快，反映农村经济效率低下。

　　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3%，社会消费品同比增长15.0%，财政收入却负增长8.3%，说明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在下降。政府主导基建项目的边际投资效果已经下降，十年前一个GDP的增量13%的投资就可以了，但今天已经达到了43%，现在1个单位的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说明同样的GDP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货币，这对于经济复苏不是好消息。因为经济复苏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靠投入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见效于长远。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全社会都在等待政府下一步经济政策的关键时刻，重提中国经济复苏的要点绝非多余。

　　首先，不要惟GDP至上。虽然GDP增长可以保就业、保稳定，但任何时候增长的质量都重于增长的数量。只要经济质量增长，GDP略有下降就不是特别可怕的事，人均收入增长与企业效率提高才是重中之重。

　　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2007年7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长三角十六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66元，绍兴市以人均12362元列第一，高出苏州市（10927元）近1500元，这是该市连续第二年成为长三角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苏州虽然GDP增长率远高于绍兴，但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内陆的成都市，这样的城市无法拉动居民消费，抗击打能力也相对较弱。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深受出口下降打击还没有被击倒，就是因为有藏富于民的家底在支撑。

　　其次，不要因为CPI与PPI下降，而资产品价格略有提高，就提高石油等资源价格，向企业征收隐形税收。上调油价无非是把石油巨头的亏损转嫁给消费者，除了让石油企业报表更好看之外，付出的是消费下降、企业投资意愿削减等代价，政府代表垄断企业与民争利，将是中国经济复苏不能承受之重。

　　再次，信贷扩张将带来资金的浪费，CPI与PPI的下降腾出了降息的空间，如果政府真想刺激经济、减轻企业负担，与其漫无边际地进行天量信贷扩张，还不如实实在在地降息，降低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

　　目前经济略微稳定，主要靠近30%的贷款增长，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十大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但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投入”与“产出”互相背离。在此情况下，继续扩大投资效果有限。

　　4月1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会议共提出八条措施，主要着力点是改善民生、提高居民消费等方面、增加中小企业贷款等。与其推出新一轮扩张计划，还不如将这些措施落到实处，让利于民、藏富于民、鼓励消费。

一季度的数据真正让人乐观的地方在于，民生与农村的投资在加大；让人担忧的是，政府对市场的主导在增强，投资效率在下降。鉴于民生投资不会很快刺激GDP增长，但能够让中国经济有起飞的基础，因此，我们对经济政策的评价也应该有长远眼光，鼓励政府离GDP稍远一些。

                      《南方都市报》

                    2009年4月17日社论